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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书法家,但自幼受家乡“写大字”和“打拳”的熏陶,使我爱上了书法和武术。长辈怕我偷懒,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字要写,拳要打。记得幼年时,家乡有一位老先生的毛笔字写得非常好,尤其是他写的刀“捺”更是了得,十里八乡的雅士求教,没有五石(担)谷子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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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格物致知”   

2015-07-05 08:01:0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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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阳明本名守仁,字伯安,因筑室会稽阳明洞,又创办过阳明书院,所以后人称之为阳明先生。 

儒家把“内圣外王”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在封建知识分子中,王阳明在这方面可谓辉煌的。在“内圣”方面,他作为宋明理学的重要人物之一,继承并发展了心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外王”方面,王阳明作为一个文人,又熟谙军事,多次带兵镇压农民起义和各种武装叛乱,尤其是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为巩固明武宗的政权立下了赫赫之功。  

对于王阳明的“外王”,史据凿凿,笔者仅就所学,谈谈他的“内圣”,谈谈他的“知行合一”论。 

“知”是认知、观点、想法。“行”是实施、行动。用今天的哲学术语即“理论”和“实践”。这二者是不是也存在区别、能分出个先后来呢?朱熹认为是应该有个区别的,“知”在前,“行”在后,先明白该做什么,然后才能去做。王阳明则认为“知”与“行”不应该有所区别,也不能分割为二。他说: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真知即所以行,不行不足谓之知。(《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这里王阳明强调的是“真知”必须以“行”来体现,不行不足以谓之真知。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王阳明为了说明这个观点,举了不少例子,比如说:“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路岐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从求知这个角度言之,要想获得真知,也必须在实践中实习。 

王阳明从强调真知这个意义上,说知行合一是对的。未有“行”则不能保证“真知”。 

换一种角度,从“穷理”来谈,也不可将“知”与“行”分割开来。“穷理”是认识的深化,是获取真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 (《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概括“知”与“行”的关系,王阳明说: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传习录上》) 

说“知是行的主意”,实际上还是将“知”与“行”做某种程度的区分的。说“行是知的工夫”,这“行”是求知的深化,是在原有“知”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询,或检验旧知是否正确,或寻求新知,知行还是有个先后,只是不容分割。 

由此可见,王阳明的以上说法虽然也存在毛病(主要是否定“知”对于“行”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基本上是正确的。 

关于知行合一,王阳明特别强调“一念发动”。他说: 

 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制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传习录上》) 

善念发而知之,而充之;恶念发而知之,而遏之。知与充之遏者,志也,天聪明也。圣人只有此,学者当存此。(《传习录下》) 

作为思想修养的一种方法,这“一念发动”的确值得充分注意。问题是这是谈知行合一。一念发动,不管是扬善,还是克恶,都是在思想中进行的,未涉及实际行动,怎么能说是知行合一呢?这里,王阳明实际上将思想活动也看做“行”了。 

王阳明持“知行合一”说,其思想基础还是“心外无事、心外无理”。既然“理”只有一个,而且就在心中,那“知”也就是“行”,“行”也就是“知”。他批评朱熹“知前行后”说,认为他是将“心”与“理”分为二了。 

与“知行合一”相关的还有王阳明的“格物致知”说。在这个问

题上,王阳明与朱熹也是对立的。朱熹的“格物致知”,“格”的是事事物物,也就是说,是从外在的事物中去致知、穷理的。而王阳明持“致良知”说,不主张从客观事物中去求取真知,而主张反躬自己,从开发良知中去寻求真理。他批评朱熹: 

朱子所谓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穷理也。既物穷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谓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折心与理而为二矣。夫求理于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于其亲之谓也;求孝之理于其亲,则孝之理其果在吾之心邪?抑果在于亲之身邪?假而果在于亲之身,则亲没之后,吾心遂无孝之理欤!(《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朱熹是“即物穷理”,实际上是认为“理”在物上,“心”与“理”析而为二。王阳明认为这是错误的。他举例说:如果说孝之理在于孝亲这件事情上,如果亲不在了,还有没有孝呢?孝应该不在孝亲这件事上,也不在亲上,而在于孝子的心中,准确地说在心中的“良知”上、“理”上。“心”即“理”,即“良知”。 所以“格物致知”在王阳明那里就变成了“正心”。他说: 

问格物。先生曰:“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传习录》) 

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

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大学问》) 
这“格物致知”是人格修炼最重要的手段。王阳明对于自己这一套理论是很自信的,他还说: 

人若知良知诀窍,随他多少邪思枉念,这里一觉,都自消融。真个是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传习录下》) 

充分开掘人自身固有的善之本能即良知以抵制种种人欲、私利的腐蚀,造就符合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人才是王阳明“致良知”说的主旨所在。应该说,王阳明的用心是良苦的,但这种学说的后果都未必全如王阳明所料。 

王阳明“心学”与陆九渊“心学”相比,最大的意义是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强调。他几乎将一切重大问题的解决都委之于“良知”,人心中“昭明灵觉”之处。这就有可能产生正反两方面的效果:从正面来讲,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精神变物质,的确能创造奇迹。人的道德修养、人格砥砺,学问增进,也的确在很大程度上靠自律。从反面讲,人的主观能动性虽然可以创造出奇迹,但这奇迹归根结底还是在客观条件所容许的范围之中。将人的主观能动性特别是心灵的力量夸大到无限,必然会遭到现实的惩罚。 

对封建统治秩序来说,王阳明的“心学”也有正反两方面的意义。从正的方面言之,王阳明的“致良知”、“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等

学说的确有利于封建统治的一面。但从反的方面言之,过分强调“良知”的作用,说只要“致良知”就“随他多少邪思枉念,这里一觉,都自消融”,就相对地忽视了封建礼教(“理”)对人的约束作用。这“理”在“心”中与“理”在“心”外都有它的正反两方面的意义。这“理”在“心”中,全靠自觉,如若不自觉,这“理”就遭到任意践踏,危害十分严重。再者,王阳明为强调人人都有“良知”,说:“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 (《传习录下》)。势必与封建等级制度发生冲撞,不利于封建统治秩序的巩固。 

由于王阳明的巨大影响,“心学”正反两方面的效果都在社会上出现了,统治者基于“心学”对封建统治秩序不利的一面,坚决予以抨击。当然,同样是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竭力赞扬王阳明的言论也很多。 

王阳明心学盛行之后产生了许多不同的学派,其中由王艮开创的泰州学派将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发展到极致,鼓吹“我命虽在天,造命都由我” (《又与徐子直》),也具有反封建礼教的色彩。 

明清之际出现一股启蒙思潮,这启蒙思潮明显的受王阳明“心学”尤其是泰州学派的影响。明代大思想家、启蒙思潮的重要开创者李贽,

其异端思想就与泰州学派的学说有着内在的渊源关系。 

理学(包括“心学”)本是出于维护封建统治而产生的,其目的是为了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寻找安身立命的理论基石,却没想到,它的发展最后走向了反面。中国现代史开端的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王阳明及其后学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的“心学”竟然成了进步青年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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