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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我非书法家,但自幼受家乡“写大字”和“打拳”的熏陶,使我爱上了书法和武术。长辈怕我偷懒,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字要写,拳要打。记得幼年时,家乡有一位老先生的毛笔字写得非常好,尤其是他写的刀“捺”更是了得,十里八乡的雅士求教,没有五石(担)谷子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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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清代王文治跋《虞恭公碑》  

2013-03-25 20:51:47|  分类: 【古今碑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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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展开梦想的翅膀《清代王文治跋《虞恭公碑》》

清代王文治跋《虞恭公碑》 - 展开梦想的翅膀 - 展开梦想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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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治跋《虞恭公碑》

 

    王文治(1730-1802),清代书法家。字禹卿,号梦楼,丹徒(今江苏镇江)人,乾隆探花,官至翰林院侍读、云南知府,工诗文书画,能得董其昌神髓,与梁同书齐名。尝随周煌幸使日本,彼邦争传其迹,当时书家刘墉专讲碗力,王文治则专取风神,时有“浓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目,著有《梦楼集》、《论书绝句三十首》等,传世书迹较多。善画墨梅,韵致卓绝,诗宗唐、宋,自成一家,并精音律之学。
    王文治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出任云南临安知府,在建水、通海等地留下过很多碑刻和对联。至今滇南一带尚有他的墨宝遗存,虽只尺中楮,民间亦视为拱璧。这幅行书中堂,是他在临安任知府时所书,写于绫上,长135厘米,宽44厘米,厚裱,品相完好,是难得的佳作。王文治学书虽宗“二王”,但对颜真卿却深怀敬意。他在《论书绝句》中写道:“曾经碧海掣鲸鱼,神力苍茫运太虚。间气中兴三鼎足,杜诗韩笔与颜书。”并喜写颜书内容。
    王文治作书,喜用长锋羊毫和青黑色的淡墨,这与他的天然秀逸的书风有表里相成之妙,故清代梁绍壬在《两般秋雨庵随笔》中说:“国朝刘石庵相国(指刘墉)专讲魄力,正梦楼太守(指王文治)则专取风神,故世有‘浓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目。”钱泳亦将他与刘墉、梁同书作比,认为王文治中年得张即之书迹临摹,遂入轻佻一路,如同秋娘傅粉,骨格清纤,姿态自佳,而欠庄重。此论虽取贬义,但对王文治的书风特色的譬喻,还是比较精当的。这种“秋娘博粉”般的格调,亦可作为真伪鉴别的依据。从传世真迹来分析,王书运笔柔润,墨韵轻淡,行间布白,疏朗空灵,气格风神极其婉美,近于董其昌的书风而更加妩媚,倜傥风流的境界是作伪者难以仿效的,莫怪当时竟有“天下三梁(指梁同书、梁 衍、梁国治),不及江南一王”的说法。
                                                                                     

延伸阅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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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治 行书 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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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治 书法 四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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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治行书《苏轼米芾诗卷》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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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治 行书 四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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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治 行书 立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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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治临《十七帖》(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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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治跋《唐玄宗鹡鸰颂》

                                                                            延伸阅读(二)

论王文治的书学观
    王文治为乾隆二十五年(1760)探花。他学识渊博,是乾嘉时期著名诗人。王文治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其书法,他是清朝中叶最具代表性的帖派书家之一,与刘墉、梁同书、翁方纲并称“清四家”,有“天下三梁(梁同书、梁国治、梁巘),不及江南一王”的盛誉。王文治著有《梦楼诗集》、《论书绝句三十首》、《快雨堂题跋》。《快雨堂题跋》是王文治的题跋汇录,比较集中地体现了王文治的书学思想。
    清初书法承明朝余绪,崇董书风方兴未艾,时人多仰香光鼻息,寄其篱下而自足。同时,亦有一部分书家意识到唯董氏书风是瞻的缺陷,试图另辟蹊径,以晋唐书风为尚。虽然王文治书法也是学董出身,但他在崇尚董氏的同时,能超出时俗,学董之所学,以晋唐书风为指归,提出“书以右军为宗”的观点。对于如何学习右军书法,王文治提出了一系列颇有见地的主张。综观王文治《快雨堂题跋》,可将其书学观归纳为如下几点:一、以右军为宗,参观晋人;二、学古人所学之古人,尤必学古人之所以学古人;三、从宋帖入手,参看真迹;四、驾唐轶晋;五、字外修养。下面分而述之。

    一、以右军为宗,参观晋人
    右军即王羲之,是帖派书法的代表人物。王文治在题跋中指出学书法应当“以右军为宗”。他盛赞王羲之书法“字势无美不臻”。对于前人评王羲之“右军如龙”之说,王文治的理解是王羲之“每作一书辄变一体,略无重复。此非有意为之,乃笔端造化随时所适,故论书者比之于龙”。王字的结构千字千面,笔势变化无端,点画顺时顺势而生,因而显得字形自然,笔姿丰富,臻于完美。对于王羲之的代表作《兰亭序》,王文治一跋再跋,推崇无比,认为《兰亭序》为“书家之普门”,乃“古今圣书”,指出“唐宋诸名家未有不从此入者”。其本人也是一生勤习《兰亭》不辍,所书大字对联亦往往以《兰亭》笔意运之。
    王文治一生所跋王羲之法书颇多。据《快雨堂题跋》记载,乾隆五十八年(1793),王文治在毕沅之灵岩山馆见到柯九思家藏之《定武兰亭》,跋道:“余从事于《兰亭》者三十年,从事于《定武》者二十余年,年近六十始粗有入处……顷向山人借临数日,觉书格颇有所进。正如佛光一照,无量众生发菩提心。益叹此帖之神妙不可思议也。”在刻本《兰亭》中,以《定武兰亭》为最早。《定武兰亭》传为唐太宗贞观年间,欧阳询据右军真迹临摹上石。是刻为诸刻之冠,后因石晋之乱,刻石丢失。北宋庆历年间(1041)被发现于定武军(今河北定县),故世人称其为《定武兰亭》。赵孟頫曾说:“《定武》石刻既亡,士大夫往往家刻一石。”王文治所见《兰亭》刻本不胜枚举,即定武一类不下百余本,其中大多为赵孟頫所说的士大夫家刻之本。他曾说:“顾其家刻之本,如以一灯分于众灯。其灯既分,即具无量光明,即各照一切法界,不一不异。良由《兰亭》为书中宝王,故神通妙用巍巍如是。”宝王是佛陀的尊称。此处王文治以宝王喻《兰亭》,把《兰亭》推举到无以复加的地位。在见到《黄素黄庭经》临本真迹后他跋道:“《黄素黄庭经》真迹,余向时曾获经眼。匆匆未及审定临仿。然自一见以后,数日内腕下顿去许多尘滓。此如凡夫见佛,未曾闻佛说法而佛力加被,身心已获悦豫轻安也。”一见《黄庭经》,顿除许多毛病,这一方面归功于王文治本身的学习能力,另一方面,也可看出《黄庭经》作为经典的艺术价值之高,以之为范,即是“取法乎上”。
    王文治认为自王羲之以后,其流派分为两支,一支为子敬,一支为智永。“子敬之派在唐则欧、褚、李、颜诸家,在宋则苏、米诸家皆是,正如临济儿孙遍满天下。智永一派在唐惟虞永兴,宋惟蔡君谟而已。赵荣禄欲合之而力有不赡。直至董香光,始出入于两宗而唯变所适耳。”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这两个书法流派皆发源于王羲之,所以,学书自然应当“以右军为宗”。
    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晋人书风对中国书法帖学一脉影响深远。马宗霍认为“书以晋人为最工,亦以晋人为最盛。晋之书,亦犹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尚也。”如何学习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晋人书风呢?王文治主张“右军诸子及诸王、诸谢皆可与右军参观,方可想见晋人风格。徒知尊崇右军而谓诸晋贤皆不可及者,尚堕死句,即谢安石贬大令亦是当时之论。试观唐宋诸大家有几人不从大令得笔耶?”学王羲之书法,要同时学习其同时代的书家,因为王羲之的书法风格不是凭空形成的,王羲之所处的时代环境造就了他的书法风格。学王,只有充分了解王羲之书法的风格特征以及形成这种风格的土壤——晋人书风,才可能真正理解王羲之。
   
二、学古人所学之古人,尤必学古人之所以学古人
    王文治既提出“书以右军为宗”,又指出“晋贤去今日远,非夙具大慧根不能以意逆志也”。因为晋人书法纵横变化,了无蹊径可寻。要学得晋人尤其是王羲之书法的真髓,并非一蹴而就的事。王文治指出:“大凡后人之学古人,非徒学之而已,必学古人所学之古人,尤必学古人之所以学古人。少陵所谓‘转益多师’是也。”王羲之是历代学书者取法的对象,前人学王羲之的成功经验,为后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王文治建议从唐代作品中寻觅学王的途径,他在题跋中写道:
    此书(《化度寺碑》)犹有一分右军窠臼在也,然正惟留得一分右军窠臼,而神韵转胜,见此书如见右军焉。大抵颜、柳诸家,皆欲摆脱右军窠臼以自立家,而其摆脱不尽处,能令吾辈学徒得间而入。
    惟《多宝塔》乃其中年之作,清妍丰润,其脱胎右军处尚有形迹可求,故学书者多藉之入门。
    素师独得右军淡处。右军草书无门可入,从素师淡处领取,殊为得门。此意董香光屡发之,惜知音者希也。
    唐代去晋不远,习书者多取法晋人。晋人书尚韵,唐人书尚法。唐人学晋,能敛晋人风韵于法度之中。韵难求,法尚有迹可寻。钱伯坰尝云:“不学唐人,终无立脚处。”王澍亦云:“学魏、晋,正须从唐入,乃有门户。”从唐人之法入手,有了根基之后,再上求晋人之韵就容易多了。《化度寺碑》未脱之“右军窠臼”,《多宝塔》之“脱胎右军处”,以及怀素所得之“右军淡处”,正是从唐人书作领会晋人风韵的着力处。由唐入晋实乃王文治自己习书几十年的甘苦之言。
    王文治学晋人不光假道于唐人,取法宋、明书家也是他借以通晋唐之关津的途径。他在题跋中写道:
    余幼时喜临晋唐人书,不敢略涉宋派,年逾四十始知宋人深得晋唐神韵。学晋唐者当于宋人真迹问津,然不能实证也。又十年,笔端乃暂得相应。盖非深于晋唐,无从窥见宋人之妙,亦犹不识如来禅,无从透入祖师禅也。既透祖师禅,乃真见如来禅矣。近日深入宋人真迹,于晋唐蹊径益明,然书岂易言哉?
    宋人“尚意”书风实是秉承晋人“尚韵”书风而来。宋人书法“意”中有“韵”,这“韵”,和晋人书风在精神上是相合的。由唐人之“法”入手,可得晋人一端;领会宋人笔下之“意”、“韵”,亦可得晋人一端。转益多师,兼收并蓄,方可学有成效。
    总的来说,学书者一般对前朝书风浸染最多,加之所处社会环境也比较接近,学之容易上手。清初世人多仅仅满足于学董,而王文治通过学董其昌,进而上溯董氏所学之怀素,又由怀素上溯王羲之,这是他高出清初学书者徒知师法董氏的地方。而古人的临古之作,往往能透露前人对古人法帖的理解与取舍,“学古人之所以学古人”实乃登右军堂奥的有效法门之一。对于名家所临古帖,王文治尤为看重,他说:窃谓古帖虽致佳,必得名家临之而精神倍出,其似与不似之间乃是一大入处。似者践其形也,不似者符其神也。形去神在,若接若不接之间,而其消息出焉。以似为不似,以不似为似,非似非不似,即似即不似,重重秘密,帝网交罗。故文敏自谓学书三十年专明此事,恨不得起文敏而同证之。
    袁简斋云:“余不喜苏诗而喜梦楼学苏之诗。”余甚爱米书而尤爱香光临米之书。此中别有会心,不在皮相。盖米书一经董临,遂尔转飞动为静深,化奇险为平淡,旌旗壁垒,倏忽改观,而原书之佳处逾显。有识者不当以时代论也。
    名家临古,贵其能得古人法帖之神韵,而不是亦步亦趋地追求形似。古帖经名家临出,能“精神倍出”、“佳处愈显”,这正为后世学书者提供了达于古人的桥梁,后学者能因而领悟古人法帖的妙处。
   
三、从宋帖入手,参看真迹
    在书法学习范本的选择上,王文治建议从宋代刻帖入手,同时要参看真迹。他说:“右军书之在石刻者,如水之在地,决之则流。故右军之神气至今存焉,况《淳化》、《大观》尤为江河万古不废之流乎?”又说:“晋贤风格赖宋帖以存。” “右军书之在石刻者,如水之在地,决之则流”,指可以通过揣摩刻帖去体悟王羲之书法之“神韵”。在古代,普通人难睹名家真迹,而宋帖很好地保存了晋人书法风貌,于宋帖善本中求晋人风韵,不失为学习书法的有效途径。在帖的选择方面,王文治尤其推重《淳化》、《大观》两帖。在对《阁帖》的跋中,王文治写道:“(《阁帖》)转折处如春云卷舒,游丝自袅。日夕玩之,可以得前人运腕之妙。洵临池家所不可少。” “前人攻击《阁帖》者至多。然考据虽疏,书格独备,且重摹之本每本必具一种胜处,自是临池家指南。后世学书者,未能精熟《阁帖》,不可与言书。”在学习刻帖的时候,因为一帖必有一帖之独特处,所以王文治认为“临池家宜参观之”。在《秀餐轩帖》的跋中,王文治写道:“去古渐远,微独真迹散亡,虽石刻亦多漫漶。晋唐风流,舍汇帖则不可窥见,而汇帖必多聚善本参观而融会之,乃于古人笔法有省。”因为刻帖毕竟与原作有一定的差距,且每种刻本及拓本在风格上都有差异,所以学习的时候要参看各种善本刻帖,才有可能融会各帖的佳处从而领会晋人书法的真髓。至于翻刻本,因为又和原刻隔了一层,所以王文治尤其推重宋拓,尤其是《阁帖》、《大观帖》等官方刻帖的宋拓本。
    王文治强调学书须从宋帖入手,但光学刻帖,弊端也很明显。刻帖几经翻刻,与原作本来面目多有出入,尤其是笔法中的微妙之处,往往在刻帖中无法得到充分的表现。米芾曾经说石刻乃“自书使人刻之,已非己书也。故必须真迹观之,乃得趣。”米芾所处时代得见晋人原作的机会远多于清人,其所收历代名家真迹也多。对比真迹和石刻,米芾才会发出“必须真迹观之,乃得趣”的感叹。至于普通世人,还是只能在刻帖中求古人法书之神韵。对于学真迹的重要性,王文治和米芾是一样看重的。他认为明朝蒋一先书迹“气韵和雅,实能追踪晋贤逸轨”,也是因为得到右军真迹而日夕静玩的缘故。王氏本人在得到《唐人书律藏经真迹》后,日夕临摹。在友人借去不还的时候,他还担心无此卷,无所仿效,书法将日益退步。可见王文治也是非常看重真迹在书法学习中的作用的。看真迹可以加深对古人笔法的理解,而刻帖善本较好地保存了古代法书的结构,两相参看,自然会于书法最重要的笔法、结字两方面增加理解。
   
四、驾唐轶晋
    王文治所处乾嘉时期是赵孟頫书风流行朝野的时期。与其他书家以为古人不可超越,从而只在古人羽翼下讨生活不同的是,他反对迷信古人,同时他又不轻视古人。他认为集古是达到出新的必要条件,集古是以出新为指归的集古,并且集古是一个需要“渐入”的长期练习过程。他说:“书法虽小道,然非忘寝食寒暑致力于其中,则不能工。及工矣,又非捐得丧遗荣利,有超时出俗之志,则将堕于偏邪小果,不能深远淡宕,与古人相上下。”王文治本人学书法正是“遗得丧,忘寒暑,穷昼夜,为书自娱于其间”,正如曾国藩所说:“凡事皆用困知勉行工夫,不可求名太骤,求效太捷也。”能做到集古、渐入,加之有超时出俗之志,才有可能与古人相上下,达到“驾唐轶晋”的目的。
    王文治曾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虽诗与书画无不类然。”他清醒地认识到帖派书法若仅局限于董、赵书风,其生命力必不能持久。在王文治所处时代,帖派书法繁荣,同时由于金石考据学的盛行,预示着碑学的萌芽。王文治是晓于通变之理的,他认为“不能呵佛骂祖不可谓之禅,不能驾唐轶晋不可谓之书”。在其《论书绝句三十首》中,王文治称赞米芾“天姿凌轹未须夸,集古终能自立家。一扫二王非妄语,只应酿蜜不留花。”王文治所提出的“驾唐轶晋”,其本质是学古而求出新,副历代名迹于笔端,法为我用,化为我神,以期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王文治评米芾“于右军得骨得髓而面目无毫厘相似。欲脱尽右军习气乃为善学右军。此理吾儒亦有之,所谓‘反经合道’是也。”米芾学古人能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所以能成一代大家。假若米芾学古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没有“一洗二王恶札”的勇气,想必是不会在书法史上留下今天这样的辉煌成就的。
  
  五、字外修养
    刘熙载云:“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对人品的重视是中国传统文人的一贯传统,苟非其人,其书不贵。王文治的书学观同样强调道德品行与个人修为的重要。他说:“书画本韵事。其间直道存焉,人物系焉。”在《快雨堂题跋》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对书者人品的钦慕之情,他认为书法境界的高低取决于人生境界的高低。例如王文治学习书法受笪重光影响很大,就不光是因为笪重光的书法和书论影响了王文治,同时一个重要原因是笪重光的个人修养为王文治所深深钦慕。他称赞笪重光“晚年进德,几于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其书法“披露天真,俾字里行间飘飘然有凌云之意”。他认为笪重光书法之所以有这种气息,是他常年隐居深山学道得悟所致,所以能“笔端无纤毫尘滓气”。在《杨文襄十二札》跋中,王文治赞是札“意不在书而天真流露,忠义凛然殆与颜鲁国《论坐》诸帖同其旨趣,尤可宝也”。在《中和道院记》跋中,王文治又赞是书“中和之气洋溢于卷轴间,真有德者之言而心正者之书也”。综上所述,王文治评跋古人书法不是就书论书,而是把书法和个人修养联系在一起,认为书法是个人修养的外现。书法学习在解决了技法层面的问题之后,个人修养显得尤为重要。
    个人修养提升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生阅历的丰富。王文治一生交游广泛,经历丰富。他年轻时“负气好奇,欲尽天下异境以成其文”。乾隆二十一年(1756),他随侍读全魁出使琉球,途中遇风覆舟,幸得救不死,乃自喜曰:“此天所以成吾诗也。”对于出使琉球遇难不死这段经历,王文治在其诗歌中屡有提及。生死边缘的历练,于其人生必然会有很大的影响。王文治后来在其作品中喜用“曾经沧海”白文印,表达他对人生的感悟。对比王文治渡海前后所作的诗歌,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他人生境界的提升。这一变化,必然会作用于他的书法。在强调个人修养的同时,王文治认为“书画家妙境虽自天成,而山水朋友所助不少”。他辞官后经常往来于吴越间,与好友登山游历是他喜欢的活动,加之喜好音乐,与好友共同聆听又是他乐此不疲的事情。王文治认为所有这一切和文艺包括书法都是相关联的,在自然美景中受到熏陶,在音乐艺术中吸取营养,将外物的美,转化为个人的神、情、意,再作用于书法实践,必然会提升书艺之境界。
    王文治精佛学,每喜以禅喻书,晚年更是经常效仿张即之、董其昌等前辈以书作佛事。他说“诗有诗禅,画有画禅,书有书禅。世间一切工巧技艺,不通于禅,非上乘也”,又说“吾诗与书,皆禅理也”。王氏把参禅作为书法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书法喜用淡墨,飘逸脱俗,这也是他对禅意的一种刻意追求。他的好友姚鼐、潘莲巢、汪心农等无不受其影响而耽于释氏之学。王氏曾声明:“学问之事靡有穷尽,而亲参大善知识为尤要也。”在了悟禅学宗旨之后,人对艺术的观照就能做到“如日丽天,如月印水,了了明明,毫无隐覆”。王文治在为好友朱孝纯的画作所作题跋中写道:“楞伽经云:‘汝人学书画伎乐,渐成非顿。’因知书画虽小道,断无不从渐入者。”他把书画的研习过程比之佛教的渐修过程。对王文治来说,书法的研习过程和他进行禅修的过程是一体不二的,所谓“即书即禅”是也。
   
结语
    作为清中期颇有代表性的帖派书家,王文治的书学思想亦有比较完整的体系。这其中既有对董其昌等人书学思想的继承,同时亦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其于书法学习主张“以右军为宗”,突破了清前、中期学书者仅知师法赵、董的狭隘眼界;其“学古人所学之古人,尤必学古人之所以学古人”、“从宋帖入手,参看真迹”的思想,为书法学习者指明了仰契右军的不二法门;他对字外修养的强调,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对炼人修身的重视。                              (张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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