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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书法家,但自幼受家乡“写大字”和“打拳”的熏陶,使我爱上了书法和武术。长辈怕我偷懒,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字要写,拳要打。记得幼年时,家乡有一位老先生的毛笔字写得非常好,尤其是他写的刀“捺”更是了得,十里八乡的雅士求教,没有五石(担)谷子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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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应提供公共制度产品  

2012-10-03 07:56:14|  分类: 【人间万象】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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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11年2月19日中国共产党在中央党校举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把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提高到事关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事关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来对待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就取代经济建设,成为中国社会最重视的事情,尽管经济建设还是各级政府工作的中心。

    按照中国社会发展的逻辑,经济建设主要解决一个做大蛋糕的问题,它重视的是效率,因而,在效率和公平的排序上,效率优先,公平次之;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主要解决一个分配蛋糕的问题,它重视的是公平,因而,与经济建设相反,公平优先,效率次之。经济建设是通过经济改革开启活力的,迄今为止,中国改革走过30余年,期间大部分时候专注于经济建设,努力做大蛋糕,而相对忽视了蛋糕的分配和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以致现在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有待解决。当然,在中国经济已成功问鼎全球第二的情况下,过去曾被经济发展所遮蔽和冲淡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如今也因财力和条件的成熟,从而有了解决的可能。这是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在此时提出创新社会管理的原因。

    从改革的内在逻辑看,一个国家在经过一段时期的经济改革,解决了温饱问题,并向小康迈进后,需要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适时转变改革的重点和领域,从经济改革转向社会改革。尽管在经济领域,我们还有很多事情没做,还有很繁重的经济改革任务,但毕竟已经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资源的配置中正在逐步发挥主导作用,人们的市场观念也早已深入人心,不可逆转。而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则处于破题阶段,大规模的社会建设不过是最近一、两年之事。

    社会管理是社会建设和社会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国社会形势的发展的确对目前的社会管理提出了挑战。由改革所开启的中国社会的转型使中国早已从一个“整体性社会”转变为一个“多样化社会”,它包括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格局多样化、社会生活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多样化等。多样化的利益和资源需要协调和整合,原子化的个人也需要整合进各种大大小小的新的社会共同体中以获得归属感和安全感,同时多样化的思想观念需要在求同存异和包容中通过协商对话和平等交流,形成社会共识和扩大社会认同。另一方面,经济建设中也涌现出了大量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事务,需要有新的解决办法。面对这样一种形势,当前的社会管理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法律政策、方法手段等还存在诸多不适应之处。例如,从管理理念看,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只重视经济增长,对社会民生建设缺乏兴趣和热情,对常规化和科学化的社会管理研究不多,存在管控思想严重、服务意识淡薄的问题;从管理法规看,有关社会管理的法制建设还显得滞后,有些领域还存在着一些法律空白,如对社会组织的管理,至今还没有一部专门法律,对于如何规范大量的信访行为、如何引导和利用社会舆论、如何引导和利用新兴媒体、如何有效管理城市、如何有效保障公民权益,以及如何处理群体事件等,都缺乏相应的层次较高、法律效力较大的规定。管理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法律政策、方法手段的落后,不但不可能解决社会矛盾,反而会激化矛盾,使得问题解决起来更复杂。

    有鉴于此,中央提出了创新社会管理的目标和任务,并提出十二字方针来指导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这就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事实上,创新社会管理的提出,也是增强党的群众基础,提高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需要。因为如果党和政府不能解决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为人民提供公平和正义、法律和秩序,那么,肯定会影响到人民对党的认同和服从,从而动摇党的执政基础。

    尽管深层次的政改非常重要,但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最紧迫需要解决的问题,并非是政治改革,而是那些与人民群众的直接利益联系非常密切的事情,如住房、医疗、教育、社保、土地、拆迁等,而这些民生问题基本属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范畴,可以通过调整目前的社会政策和创新社会管理来得到解决。所以,中共十八大会把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作为重点来阐述,对十二字方针的含义或许会进一步充实。我们可以把十二字方针看作社会管理所要达到的新格局,以及实现这一管理格局的具体实施途径。当前,在具体的实践中,多数地方并未准确和完整地理解这十二个字的含义及其互相关系,而是受传统思维和权力特性的影响,表现出了明显的由政府来包办社会事务的情况。这是一大缺憾。

    鉴于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是为全体国民提供普惠的公共服务,以及民众患公共服务的不足久矣——很多社会问题的出现和恶化,与公共服务的不足有着直接的关系,政府确实应该加大对公共产品的供给,为民众补账,可是,也要注意到,公共服务中还包括制度产品的供给,作为一种规范人们行为和社会秩序的公共产品,制度比起有形的物质公共产品来,对社会的作用更大更持久。从这一角度看,政府应该在制度建设上,为社会提供一个包括优良的法制环境在内的制度产品,这其实也是政府的职能之一。但这一块在目前的公共服务中,还有待加强。

    与政府包办社会事务相比,另一显著错误在于,政府习惯于用控制思维来管理社会,把社会管理创新的职能赋予给了政法部门,压制甚至敌视社会组织的发展。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作为强力政府部门,以及某种特殊情况下的专政工具,政法机构虽然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需要讲究柔性手段和人性化,但本质上它对权力的行使是刚性的,喜欢用管控的思维和方式去管理社会,把创新社会管理的职能赋予给政法部门,很难调和两者的内在冲突。此外,地方政府也常把社会组织看作是对政府权力和权威的挑战,从而对社会组织持敌视态度,打压其生存空间,就是这种管控思维的产,或者带有这种管控思维在内。

    在社会管理中,应该用“对话”来替代“对抗”,用“维权”来促进“维稳”。要树立一个基本的理念,即社会管理不等同于社会控制,社会管理创新功能也不等同于政法部门的“社会综合治理”功能,那种以控制为主导的“单中心治理”模式,并不能推进社会管理的创新。而是要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为公众参与公共事务,为社会的自我管理创造条件。

    鉴于中国民间组织还很弱小,社会缺乏自治的传统和力量,政府有必要注重对各类社会组织的涵养,培育、扶持和规范,但不能代替民间组织,去包揽社会可以自主治理的事务;更不能用管理下级的方式去管理各类社会组织,或者将其看作异类,约束、限制社会组织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创新社会管理,必须有对政府权力的严格限制和约束,政府必须依法行政和管理社会,建立起一种“法治化的公共服务型政府”。

    因而,十八大政治报告对社会管理会提出什么样的理念,怎样 部署和实施,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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