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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我非书法家,但自幼受家乡“写大字”和“打拳”的熏陶,使我爱上了书法和武术。长辈怕我偷懒,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字要写,拳要打。记得幼年时,家乡有一位老先生的毛笔字写得非常好,尤其是他写的刀“捺”更是了得,十里八乡的雅士求教,没有五石(担)谷子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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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红色亿元村——南街村现状  

2012-07-08 11:36:59|  分类: 【海阔天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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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素有“中国红色亿元村”之称的南街村,经历过辉煌,也遇到过困顿。

  因改制而广为注目也备受争议的今日南街村,其经济发展状况如何?原有的发展模式发生了哪些变化?又持守了哪些准则?在共同富裕的理念和市场经济的要求之间有哪些融合与冲突?

  带着这些问题,3月21日~24日,本报记者走进南街村,进行了为期4天的实地采访。

  股权之变的前缘后果

  3月21日上午,记者赶到南街村。

  “‘中国红色亿元村‘南街村改制”的消息,此时正藉由互联网的快速传播而沸沸扬扬。

  “共产主义样板村股份化了”、“领导私分集体股权了”、“南街村集团快破产了”、“‘中国红色亿元村‘神话终结了”……这些词汇,即便是在信息爆炸的当下,依然极其抓人眼球。

  南街村股权之变其实发生在3年前。南街村集团给记者提供的详细历史资料显示,2004年11月1日,南街村集团在集团公司三楼会议室一口气开了第25次和第26次两次股东会。经15位股东代表一致同意,南街村集团将公司章程修改为:注册资本由2。01亿元提升至5。3亿元,股权结构由原来纯法人股变更为中原工贸占40,王宏斌占9,郭全忠、贾忠仁等6人各拥有6,邓富山、张平等5人每人3。

  采访中,南街村人说,这一变革完成之后,大家差不多“忘”了这件事。“班长”王宏斌等“股东”还是领受着村里统一的福利,每月拿着250元的工资,从没拿过什么“分红”。

  因为媒体调查,这桩3年前的股权之变在今年春节前后浮出水面,掀起轩然大波,并被演绎出不同版本。

  内情到底如何,镜头还得回放。

  按照南街村集团高层的说明,在连续7年销售收入逐年翻番的高速增长之后,2004年下半年到2005年上半年,南街村进入了最困难的一段时期。南街村集团现任总经理窦彦森说:“我当时接任总经理时,公司账面上一分钱都没有。”他上任的时间是2004年11月5日,恰是第25次和第26次股东会召开之后的第4天。

  “那一年,很多人都在议论南街村撑不过五一,后来说撑不过十一,再后来说撑不过阳历年,之后又说2005年肯定不中了。”窦彦森回忆说。

  之后的2005年,南街村集团的销售收入急跌至10亿元,和1997年的巅峰数据16亿元相差极大。

  “与其等死,不如一搏!”窦彦森回忆了当时的心态。在深圳一家券商的指点下,南街村希望通过上市融资杀出困境。南街村人说,彼时名义上“分割”股权,正是为上市融资而做的基础工作。

  河南九鼎德盛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博士张保盈告诉记者,按当时的《公司法》和《证券法》规定,企业要上市至少要有5个发起人。南街村集团作为集体所有制企业,想采用“不引进股东,把集体财产记在个人名下”的办法谋求上市。

  但是因为经济正处在困境,南街村上市的打算很快就“黄”了。2005年5月下旬到2006年6月上旬,国家又封闭了新股上市的闸门,上市的事儿就此不提了。

  “我也签字了,但当时我根本都没明白是咋回事,只是想着村里让签字,肯定是为集体好。”南街村一位高管人员向记者坦言。

  “当时完全是一种形式,为了凑够股东人数。”王宏斌说。他说,这也是南街村“外圆内方”策略的体现,当时就考虑“任何事儿不看过程看结果”,这个“过程”怎么“外圆”都可以,只要“结果”是归集体的,老百姓就不会有啥意见。

  对外界的质疑,王宏斌说:“这说明南街村,尤其是我,当时对有关法律文件学习不够。这些股权,过去归集体,现在归集体,将来还是归集体。”

  他还征求记者意见:“要不我们针对2004年的股东名单补签一个‘集体占股、集体出资、集体分红‘的特别声明?”

  “冲动的惩罚”引来经营低谷

  股权之变风波又引出一个疑问--1991年即为河南首个“亿元村”,1991年到1996年销售收入连续以每年翻番速度增长、并在1997年达到16亿元的南街村,缘何在短短几年之后跌入“最困难的一段时期”?

  南街村人沉痛反思之后认为,这是“冲动的惩罚”:当时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研究不够、占用流动资金上了大项目,导致资金紧张。

  南街村30年发展历程,王宏斌将1998年到2005年划定为“经受考验期”。他说,1998年之前南街村发展迅速,是因为龙头企业南街村方便面公司发展得好,在全国方便面行业一度冲至三甲之位。

  但后来随着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南街村方便面的销售开始迅速下滑,去年销售收入只有4亿元,在全国排名第八。而全国第三、河南第一的白象方便面去年的销售收入为41亿元。更可怕的是,虽然有销量,但几乎不赚钱。

  在主业经营盈利趋薄之时,南街村又开始大上新项目。“2000年以来新上了几个项目,两个药厂、第四面粉厂、电厂和旅游业,这几个项目都是边建边完善手续,没有申请项目贷款,陆续从流动资金中抽出约3亿元来建设这些项目,但有的新项目未到投资收益期。”王宏斌说。

  部分先前投资的项目一段时间也在亏损。“1996年,我们和日本合资的麦恩厂、拉拉面厂、啤酒厂,都是投资上亿元的项目,但投产后一段时间一直亏损。截至去年,麦恩厂仍在赔钱,拉拉面厂和啤酒厂扭亏为盈。”王宏斌说。

  “南街村的产业太多太杂,且多数是生产附加值很低的产品,各个点平均用力的结果是哪个企业都无法做大做强。”河南企业界一位人士这样评价。

  被广为诟病的永动机“研究”,也发生在这个阶段。因为王宏斌当时在决策上“民主的成分少了,集中的成分大了”,企业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屋漏偏逢连阴雨,南街村集团和全国很多企业一样,遇上宏观调控、银根紧缩。“一夜之间,账面上的钱全被银行划走了。”窦彦森说。

  他说,当时南街村的融资渠道很窄,一直靠银行贷款这一条腿走路。以前是“还老贷新”,银行突然不给贷款了,企业流动资金立即出现困难。

  “金融机构改革,贷款手续越来越严格;金融部门准备上市,开始规范过去的贷款。”王宏斌解释了银行停贷的原因。

  市场规律对盲目投资的惩罚迟早会来,它永远不考证你犯错误时是因为“无知”或者是故意。

  艰难自救后“经济正在复苏”

  “到2005年下半年,这口气算是缓过来了。”执掌南街村全面经营大权的窦彦森说。

  他说,2004年下半年到2005年上半年,南街村集团“从金融部门融资”的思路调整为“从经营过程中融资”,重新调整产品结构,才开始逐渐缓过劲儿来。

  从2004年至今,艰难中的南街村也在积极求变。

  “求变”的措施有--本着“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原则调整了南街村集团的管理架构,窦彦森担任集团总经理,六位副总经理各管一摊,各负其责;调整了经营模式,变原来的“先货后款”为“先款后货”;采用租赁生产方式,缩短运输半径,在产品畅销地如齐齐哈尔及湖北、安徽等地生产方便面、调味品等产品;加大欠款回收力度,2004年至今累计回收货款1亿多元;压缩一切不合理开支,如南街村卫生院2007年比2006年少开支100多万元……

核心提示

  素有“中国红色亿元村”之称的南街村,经历过辉煌,也遇到过困顿。

  因改制而广为注目也备受争议的今日南街村,其经济发展状况如何?原有的发展模式发生了哪些变化?又持守了哪些准则?在共同富裕的理念和市场经济的要求之间有哪些融合与冲突?

  带着这些问题,3月21日~24日,本报记者走进南街村,进行了为期4天的实地采访。

  股权之变的前缘后果

  3月21日上午,记者赶到南街村。

  “‘中国红色亿元村‘南街村改制”的消息,此时正藉由互联网的快速传播而沸沸扬扬。

  “共产主义样板村股份化了”、“领导私分集体股权了”、“南街村集团快破产了”、“‘中国红色亿元村‘神话终结了”……这些词汇,即便是在信息爆炸的当下,依然极其抓人眼球。

  南街村股权之变其实发生在3年前。南街村集团给记者提供的详细历史资料显示,2004年11月1日,南街村集团在集团公司三楼会议室一口气开了第25次和第26次两次股东会。经15位股东代表一致同意,南街村集团将公司章程修改为:注册资本由2。01亿元提升至5。3亿元,股权结构由原来纯法人股变更为中原工贸占40,王宏斌占9,郭全忠、贾忠仁等6人各拥有6,邓富山、张平等5人每人3。

  采访中,南街村人说,这一变革完成之后,大家差不多“忘”了这件事。“班长”王宏斌等“股东”还是领受着村里统一的福利,每月拿着250元的工资,从没拿过什么“分红”。

  因为媒体调查,这桩3年前的股权之变在今年春节前后浮出水面,掀起轩然大波,并被演绎出不同版本。

  内情到底如何,镜头还得回放。

  按照南街村集团高层的说明,在连续7年销售收入逐年翻番的高速增长之后,2004年下半年到2005年上半年,南街村进入了最困难的一段时期。南街村集团现任总经理窦彦森说:“我当时接任总经理时,公司账面上一分钱都没有。”他上任的时间是2004年11月5日,恰是第25次和第26次股东会召开之后的第4天。

  “那一年,很多人都在议论南街村撑不过五一,后来说撑不过十一,再后来说撑不过阳历年,之后又说2005年肯定不中了。”窦彦森回忆说。

  之后的2005年,南街村集团的销售收入急跌至10亿元,和1997年的巅峰数据16亿元相差极大。

  “与其等死,不如一搏!”窦彦森回忆了当时的心态。在深圳一家券商的指点下,南街村希望通过上市融资杀出困境。南街村人说,彼时名义上“分割”股权,正是为上市融资而做的基础工作。

  河南九鼎德盛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博士张保盈告诉记者,按当时的《公司法》和《证券法》规定,企业要上市至少要有5个发起人。南街村集团作为集体所有制企业,想采用“不引进股东,把集体财产记在个人名下”的办法谋求上市。

  但是因为经济正处在困境,南街村上市的打算很快就“黄”了。2005年5月下旬到2006年6月上旬,国家又封闭了新股上市的闸门,上市的事儿就此不提了。

  “我也签字了,但当时我根本都没明白是咋回事,只是想着村里让签字,肯定是为集体好。”南街村一位高管人员向记者坦言。

  “当时完全是一种形式,为了凑够股东人数。”王宏斌说。他说,这也是南街村“外圆内方”策略的体现,当时就考虑“任何事儿不看过程看结果”,这个“过程”怎么“外圆”都可以,只要“结果”是归集体的,老百姓就不会有啥意见。

  对外界的质疑,王宏斌说:“这说明南街村,尤其是我,当时对有关法律文件学习不够。这些股权,过去归集体,现在归集体,将来还是归集体。”

  他还征求记者意见:“要不我们针对2004年的股东名单补签一个‘集体占股、集体出资、集体分红‘的特别声明?”

  “冲动的惩罚”引来经营低谷

  股权之变风波又引出一个疑问--1991年即为河南首个“亿元村”,1991年到1996年销售收入连续以每年翻番速度增长、并在1997年达到16亿元的南街村,缘何在短短几年之后跌入“最困难的一段时期”?

  南街村人沉痛反思之后认为,这是“冲动的惩罚”:当时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研究不够、占用流动资金上了大项目,导致资金紧张。

  南街村30年发展历程,王宏斌将1998年到2005年划定为“经受考验期”。他说,1998年之前南街村发展迅速,是因为龙头企业南街村方便面公司发展得好,在全国方便面行业一度冲至三甲之位。

  但后来随着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南街村方便面的销售开始迅速下滑,去年销售收入只有4亿元,在全国排名第八。而全国第三、河南第一的白象方便面去年的销售收入为41亿元。更可怕的是,虽然有销量,但几乎不赚钱。

  在主业经营盈利趋薄之时,南街村又开始大上新项目。“2000年以来新上了几个项目,两个药厂、第四面粉厂、电厂和旅游业,这几个项目都是边建边完善手续,没有申请项目贷款,陆续从流动资金中抽出约3亿元来建设这些项目,但有的新项目未到投资收益期。”王宏斌说。

  部分先前投资的项目一段时间也在亏损。“1996年,我们和日本合资的麦恩厂、拉拉面厂、啤酒厂,都是投资上亿元的项目,但投产后一段时间一直亏损。截至去年,麦恩厂仍在赔钱,拉拉面厂和啤酒厂扭亏为盈。”王宏斌说。

  “南街村的产业太多太杂,且多数是生产附加值很低的产品,各个点平均用力的结果是哪个企业都无法做大做强。”河南企业界一位人士这样评价。

  被广为诟病的永动机“研究”,也发生在这个阶段。因为王宏斌当时在决策上“民主的成分少了,集中的成分大了”,企业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屋漏偏逢连阴雨,南街村集团和全国很多企业一样,遇上宏观调控、银根紧缩。“一夜之间,账面上的钱全被银行划走了。”窦彦森说。

  他说,当时南街村的融资渠道很窄,一直靠银行贷款这一条腿走路。以前是“还老贷新”,银行突然不给贷款了,企业流动资金立即出现困难。

  “金融机构改革,贷款手续越来越严格;金融部门准备上市,开始规范过去的贷款。”王宏斌解释了银行停贷的原因。

  市场规律对盲目投资的惩罚迟早会来,它永远不考证你犯错误时是因为“无知”或者是故意。

  艰难自救后“经济正在复苏”

  “到2005年下半年,这口气算是缓过来了。”执掌南街村全面经营大权的窦彦森说。

  他说,2004年下半年到2005年上半年,南街村集团“从金融部门融资”的思路调整为“从经营过程中融资”,重新调整产品结构,才开始逐渐缓过劲儿来。

  从2004年至今,艰难中的南街村也在积极求变。

  “求变”的措施有--本着“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原则调整了南街村集团的管理架构,窦彦森担任集团总经理,六位副总经理各管一摊,各负其责;调整了经营模式,变原来的“先货后款”为“先款后货”;采用租赁生产方式,缩短运输半径,在产品畅销地如齐齐哈尔及湖北、安徽等地生产方便面、调味品等产品;加大欠款回收力度,2004年至今累计回收货款1亿多元;压缩一切不合理开支,如南街村卫生院2007年比2006年少开支100多万元……

  3年多的艰难自救之后,王宏斌对目前南街村现状的自我评价是:经济正在复苏。

  南街村集团给记者提供了一组数字,表明自艰难时期后,经营形势逐年好转:“2006年,南街村集团销售收入12亿元,利税6100万元。2007年销售收入14。7亿元,利税7500万元。”

  3月22日,记者实地踏访了南街村的骨干企业啤酒厂、方便面厂、拉拉面厂、彩印厂、调味品厂等。至少记者看到的这些工厂,生产经营都运转正常,生产车间的现场管理和如今最现代化的企业也都一样。

  在啤酒厂,洛阳一位车主正指挥装卸工往货车上装“金小麦啤酒”。“卖得挺快,我一天得跑两趟。”洛阳车主说。说话间,新乡一位车主已经开着装满了啤酒的货车回新乡了。

  在方便面厂,许昌一位车主开着大卡车来拉方便面。“油炸方便面原来一条生产线班产3万包,而现在一条生产线班产12万包。产量大大提高,但新生产线所需工人只比老生产线多几名而已。”南街村一位管理人员告诉记者。他说,整个集团工人人数从原来的1万多人减少到目前的6000多人,和生产效率提高有一定关系。

  3年多的艰难自救之后,王宏斌对目前南街村现状的自我评价是:经济正在复苏。

  南街村集团给记者提供了一组数字,表明自艰难时期后,经营形势逐年好转:“2006年,南街村集团销售收入12亿元,利税6100万元。2007年销售收入14。7亿元,利税7500万元。”

  3月22日,记者实地踏访了南街村的骨干企业啤酒厂、方便面厂、拉拉面厂、彩印厂、调味品厂等。至少记者看到的这些工厂,生产经营都运转正常,生产车间的现场管理和如今最现代化的企业也都一样。

  在啤酒厂,洛阳一位车主正指挥装卸工往货车上装“金小麦啤酒”。“卖得挺快,我一天得跑两趟。”洛阳车主说。说话间,新乡一位车主已经开着装满了啤酒的货车回新乡了。

  在方便面厂,许昌一位车主开着大卡车来拉方便面。“油炸方便面原来一条生产线班产3万包,而现在一条生产线班产12万包。产量大大提高,但新生产线所需工人只比老生产线多几名而已。”南街村一位管理人员告诉记者。他说,整个集团工人人数从原来的1万多人减少到目前的6000多人,和生产效率提高有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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